（）累及超过 4 亿人，仍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且在患病率、危险因素和时间趋势上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COPD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后果，而中低收入国家正成为这一不断加重负担的主要贡献者。预计女性的COPD患病率将持续上升，男性则呈下降趋势。造成这一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吸烟率的下降速度慢于男性；同时，女性更易暴露于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物等其他危险因素。鉴于吸烟和环境因素在COPD发生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多数病例本可预防。

为此，柳叶刀-呼吸病学于近日发表了全球慢性呼吸疾病流行病学——COPD部分，深入了解世界各地COPD的病因，将有助于缩小疾病的地理差异，使COPD预防真正落到实处。而当务之急是在中低收入国家推行已被高患病率地区验证有效的健康预防政策，以遏制女性COPD的预期增长。此外，还必须大幅降低目前庞大的COPD漏诊负担，才能为患者提供切实有效的二级和三级预防干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累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它对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冲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为严重。2020 年，全球 40 岁及以上成人中 COPD 的患病率估计为 10.6%，相当于 4.8 亿例。BOLD、PLATINO 和 PREPOCOL 等多国人群研究显示，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男性患病率普遍高于女性；但在美国、加拿大、奥地利、冰岛、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性别差异正在缩小，甚至女性患病率已反超。

图1 世界不同城市按性别划分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

综合模型预测，到 2050 年全球病例数将增至 5.92 亿，相对增长 23.3%，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女性以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具体来看，女性患病率预计从 2020 年的 7.8% 升至 2050 年的 8.3%，而男性则从 13.4% 降至 10.6%。这一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男性吸烟率下降更快，而女性吸烟率降幅缓慢，且更多暴露于家庭空气污染（如生物质燃料）等其他危险因素。

此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患病率增速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到 2050 年，这些国家的病例数预计将超过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尽管预防措施有望减缓增长势头，但由于大多数患者仍未被诊断，整体疾病负担仍将难以控制。

总之，COPD 累及逾 4 亿人，仍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其患病率、危险因素和时间趋势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中低收入国家因吸烟率上升、室内外空气污染持续、结核等感染因素依旧活跃，以及人口迅速老龄化，正成为 COPD 日益沉重负担的主要来源。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吸烟仍是 COPD 的首要危险因素：BOLD 研究估算，45% 的男性病例和 25% 的女性病例可归因于吸烟。受教育程度低排在第二位，然而仍有 35% 的男性和 52% 的女性病例无法被吸烟、教育水平或其他已知因素所解释。这一结果凸显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他潜在病因。下图展示了全球不同地区导致 COPD 死亡的六大已知危险因素的分布。

图 世界不同地区COPD死亡的六个已知风险因素的分布情况

吸烟占全球 COPD 死亡的 35%（男 51%，女 15%）；1990–2021 年吸烟相关死亡率下降 46%，高/中收入国家降幅最大。 

电子烟与加热不燃烧证据仍不足，但动物和短期人体研究提示其可诱导气道炎症和肺功能下降。

在发展中国家，接触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烟雾（木材、粪便或农作物残渣以及野火）很常见，其中妇女和儿童最有可能接触。这种暴露与慢性支气管炎有关，并成为吸烟不常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与使用清洁燃料做饭的人相比，燃烧生物质做饭或取暖的人更容易患慢性阻塞性肺病。我国研究也显示，使用木炭和生物质炉烹饪和取暖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病率更高以及因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和死亡的风险更高有关。

在职业暴露（VGDF）方面，估计 14% 的 COPD 可归因于职业粉尘、气体和烟雾，但研究异质性大。

结核感染、HIV感染均可能引起气流阻塞，儿童时期的感染事件也与成年COPD的患病相关

婴幼儿期哮喘以及长期控制不佳的哮喘会加速肺功能下降，并在成年期发展为 COPD。相关病理生理研究亦发现，部分哮喘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弹性回缩力受损和肺气肿改变。

母亲孕期吸烟、低出生体重、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以及任何影响肺发育的早期生命事件，都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罹患COPD的风险。

贫困与低教育水平与 COPD 风险升高密切相关，其机制可能包括儿童期营养不良导致肺发育受限、室内外污染物暴露增加，以及医疗保健可及性差等多重因素。

考虑到不同因素所致的气道重塑和肺功能下降机制可能与空气污染诱导的病理过程显著不同，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剖析除烟草和空气污染之外的其他危险因素，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尤其需要深入探讨贫困、营养不良以及 HIV、结核等慢性感染在气流受限发生中的作用。

一级预防的核心在于阻断暴露源，从而根本性地减少新发 COPD。烟草控制仍是当前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卷烟使用是降低疾病负担的“捷径”。世界卫生组织 MPOWER 六大策略——监测烟草使用、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侵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危害、禁止广告促销、提高烟草税——已在多国验证有效。但真正全面落实的国家仍属少数，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造成这一缺口的根源包括烟草制品与吸食方式的多样性、戒烟支持体系薄弱、众多竞争性卫生议题，以及烟草行业的持续干扰。

已有研究证实，强有力的控烟政策可显著降低烟草需求和吸烟率。高收入国家的经验同样令人鼓舞：瑞典30年间吸烟率下降75%，COPD患病率随之同步降低；挪威女性吸烟率由29.9%降至14.1%，男性由31.4%降至12.8%，COPD患病率在两性均从7%以上降至5.6%。MPOWER策略的核心是帮助吸烟者戒烟，行为干预与药物治疗并重。

在电子烟方面，动物和人体研究不断证实，电子烟气溶胶对肺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可诱发急性与慢性炎症、削弱免疫防御、损害黏液纤毛清除功能、增加氧化应激和 DNA 损伤，并提高气道高反应性。因此，亟需加强针对青少年的预防教育，深入揭示电子烟对肺发育的长期危害，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流行。

除烟草外，室内外空气污染同样可防可控，墨西哥 Patsari 改良炉灶、中国“煤改气”9 年队列证实，改用清洁燃料+厨房通风可使 FEV1 年降速率下降，COPD 发病风险降低

在职业防护方面，通过在工作场所减少蒸气、气体、粉尘和烟雾等有害暴露，可有效预防职业性 COPD 的发生。无论暴露水平如何，都应及早识别肺功能快速下降的工人；具体做法是把呼吸问卷、定期肺功能测定与作业环境监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动态筛查体系。与对已确诊患者实施的任何治疗相比，从源头避免污染空气和其他肺部危险因素的一级预防，无疑能获得更大的健康收益。

二级预防强调“在症状出现但尚未致残”的阶段识别病例。全球约 70% 的 COPD 患者未被确诊，这一比例在中低收入国家尤甚。漏诊者生活质量更差、医疗资源消耗更多、劳动生产力更低，因此尽早识别他们理应带来显著益处。要实现早诊，需区分“筛查”与“病例发现”两条路径：筛查面向无症状人群，依靠年龄或吸烟史等人口学特征广撒网，但检出率低、成本高昂，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因此明确反对对无症状者进行系统筛查；病例发现则聚焦于已有呼吸道症状或明确暴露史的个体，通过问卷初筛、肺量计复核，精准锁定潜在患者，既节约资源又提高阳性率。

病例发现的价值不仅在于及早贴上诊断标签，更在于为早期干预打开窗口——及时移除危险因素、启动药物治疗，可减缓肺功能衰退、减少急性加重并降低死亡风险。英国、中国和加拿大的成本效果模型均提示，针对症状阳性者的主动病例发现具有良好的经济学优势，只是这些模型尚依赖模拟数据，缺乏真实世界长期随访。

COPD仍是全球重大健康挑战的严峻图景，COPD成因与后果在不同地区因社会经济差异而显著不同。资源匮乏地区的管理障碍尤为突出，但巴西、中国等国家通过减少烟草烟雾及其他污染暴露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类综合方案不仅适用于相似社会经济条件地区，也具有全球推广价值。与此同时，必须首先解决庞大的漏诊人群问题，才能有效实施二级与三级预防。最后，加深对非吸烟型 COPD 机制的理解，将为这类患者提供精准治疗的新路径。只有采取多部门协同、多策略并举的方式，方能切实控制并最终减轻这一“可防可治”疾病带来的全球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