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是文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文体。而文体研究的重要前提就是探讨厘清人们对各种文体的理解认识，文体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带有非常鲜明的主观性，因而必然出现认知理解方面的多重性。
形成主观性的根源来自作者、读者、学者三者对既定文体不同的表现和认知。
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来说，除了以上几种可能的歧异要素，还包括来自两个方面的多重差异影响：一是中国和西方的小说文体观念差异，二是中国本身小说观念的今古差异。
所有这些都造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观念认知上的多重障碍和解读误区。因而对其认真思考，深入探究，乃是古代小说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这里还涉及到中西文化体用主次判别问题，下面一并评述并略陈己见。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经历了复杂漫长曲折历程，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基本能够与现代“小说”概念接轨吻合。
今见“小说”一词，最早出《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与“大达”对应，指与诸子宏论相对的“小道理”。
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设“小说家”一类，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可见在秦汉人眼里小说是些内容庞杂琐碎，形式简短无饰的“丛残小语”，大致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闲言碎语”，大致不涉及今天人们所谓小说的文学性质，与今天的小说观念基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来临，小说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但当时小说观依然是“史官末事”和“小道可观”的观念，干宝自己就认为《搜神记》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反映了史家意识。《世说新语》也大体将小说作为实录工具的史官末事。
这个时期实际上出现了与小说有关可称为“分道扬镳”的两条线：
一条是被当时人们认定的“小说”，比如《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像《世说新语》那样的作品，另一条是虽然没有被当时人们认定为“小说”，但实际上却与今人的小说概念吻合，比如作为志怪小说代表作的《搜神记》，其文学性应该在《世说新语》之上，但被目录学家列入史部，没有进入小说类。
唐人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鲁迅以敏锐眼光注意到这一变革，指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小说在唐代成为文人有意识的创作，小说观逐渐向审美方向转变，强调小说的审美品性。
唐人对小说的崭新认识，是唐人开放的文化观念、充满浪漫色彩想象意识的体现，也是小说在唐代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卓绝成就。
作为这一重大变革表现和证明，此前那两条“分道扬镳”的分离线，终于合二为一，实现了“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的成功并轨。
宋人崇尚纪实，不再将志怪类作品列入史书，这从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确认了小说以虚构为特征的观念。但宋人的文言小说大多注重纪实，而才情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说话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通俗小说的文体概念逐渐独立形成，并逐渐成为与文言小说分庭抗礼的两家局面，也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局面。
明清以后，白话小说确立并繁荣起来，小说理论也发达起来。崇尚虚构的小说概念最后确立，已与今天相差无几。
作为小说观念成熟并与现代接轨的重要标志是无论是各种小说体裁，还是小说题材类型，乃至于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发展到成熟顶峰的最佳状态（详后）。
对比之下，西方的小说的形成发展过程虽然也有与中国相类似的地方，但总体上看，相异点还是多于相似点。
从相同方面看，西方小说也经历了从简单雏形向成熟发展的过程。古希腊《荷马史诗》、古罗马《金驴记》等早期叙事文学作品大略相当于中国秦汉时期的早期小说元素。而中世纪的骑士、宗教等罗曼斯文学则大致相当于中国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小说逐渐步入近代模式，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开始崛起的通俗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而十八至十九世纪从启蒙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则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繁荣创作高潮。
从相异方面看，二者差异之处还是不少。
从时间历程看，尽管二者小说发展的阶段性质和走势大致相同，但从进入中世纪以后小说逐渐进入与现代模式接近的阶段，中国小说发展的各个时段似乎都要早于西方。
比如西方骑士文学从11世纪起源，宗教文学从13世纪开始。而与之处在同一队列的中国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从公元3世纪发源，唐传奇则从7世纪起步。
再如西方以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为标志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小说出现于17世纪，而与之同列的中国通俗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从公元1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从社会阶层属性看，西方小说也有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别，比如早期叙事文学比较强调贵族血统身份，骑士文学也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文艺复兴兴起的现实主义潮流及流浪汉小说便取代了贵族文学头面位置。不过，西方小说的社会阶层界限还是不像中国那么鲜明。
中国小说的社会阶层界限突出表现在文言、白话两种语体小说的分流对峙，界限分明。文言小说一系从《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经唐传奇，到《聊斋志异》所形成的高雅小说体系与宋元话本、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章回小说共同形成的通俗小说体系形成鲜明营垒对峙。而二者之间还时常发生你来我往的互动关系。如此成熟完备的两种社会属性背景良性格局体系也是西方小说所不具备的。
在小说文体的品种类型上，中国小说也显得更加丰富和多样。西方语言中表示小说文体大致有story，fiction，novel三个单词。
其中前两者的词义更加注重小说的虚实状态，“story”意向所指比较宽泛，词义比较接近中文的“故事”“轶闻”，不太强调小说的虚实性质，它与中国古代的“笔记”文体大致相似；“fiction”则特别强调小说的虚构性，不太涉及小说的篇幅容量。一般可以用来表示虚构性的非长篇小说；它大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单篇传奇和话本小说比较吻合；“novel”则特别明确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和长篇结构。它一般可以用来指代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长篇章回小说。
与中国的小说文体认知状况有所不同的是，这三个单词还有一定的褒贬色彩。西方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只能用“novel”来表示，“story”一般登不了大雅之堂。按照这个观念，不要说《搜神记》《世说新语》，就连《霍小玉传》一类唐传奇，甚至《聊斋志异》都无法跻身“小说”（novel）之列。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小说在文体与其概念在认知上有同有异，各有千秋。这本来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应该从尊重各自文化传统和文学特征角度来理解认知。
但近代以来中国国运衰竭，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背景下，文化学术也受到深刻影响。本来各有千秋的文学现象，却因这些社会政治风潮影响，形成厚比薄此的一边倒情况。
具体来说，就是在“西学东渐”潮流作用下，西方的小说观念成为小说文体价值和优劣的衡量标准。于是，“novel”成为衡量包括中国小说在内所有小说的唯一标准。
在这个标准审视衡量下，中国小说的价值评估曾一度受到严重歧视，但随着学术。在一度时间内，西方主流学术观点站在欧洲中心和本位的立场，对中国小说提出一些不符合他们设定的准绳标准的批评和指责。
比如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小说的缀段式结构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有机整体”原则，所以 “缺乏内在统一性”。
而浦安迪则认为指出，《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衍生于《水浒传》，虽然具备一些复杂叙事，但却不符合西方“原创虚构”的标准。甚至大量中国通俗小说的“匿名性”署名，也被本雅明批评为削弱了现代小说所需的作者主体意识。
三者批评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以西方价值坐标为评价尺度，来衡量判定中国小说的短长。
究其学理原因，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启蒙主义运动后，个人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小说成为西方人表达个体经验与自由意志的载体（如《鲁滨逊漂流记》），这与中国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意识严重龃龉。
二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左右了某些文学理论观念。比如西方小说的线性叙事暗合牛顿力学式的世界观，追求事件间的必然逻辑和理性因果律。
第三，近代以来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盛行后，人们把小说抬升为“最高艺术形式”，要求彻底脱离历史实录，并且将虚构神圣化。因此也导致对于中国小说与历史紧密相连传统的难以理解和认可。
随着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边缘化，世界民主主义人文主义普世价值的主导地位确立，不少人能够从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出发，努力重新定义和解读“小说”的文体概念。
比如萨义德就尖锐指出，将各国的非西方文学强行纳入“novel”框架是一种知识暴力，掩盖了文化权力不平等。
柄谷行人在承认《源氏物语》《红楼梦》等非西方叙事的独立范式价值的基础上，强烈呼吁以“世界文学”视角解构欧洲文体霸权。
张隆溪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也是从跳出西方中心的初衷出发，挖掘探索包括中国小说在内的“世界文学”内涵。
歧视中国小说的封条一旦揭掉，中国小说的认知评价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正面评价新见解。比如有人采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解释《红楼梦》的多声部叙事，证明其超越传统小说线性结构的现代性价值。
在宇文所安看来，《聊斋志异》融合诗、文、笔记等诸多文体汇为一炉，反衬出西方“纯小说”概念的狭隘性。
而夏志清将《红楼梦》比作“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特别强调这部中国经典作品的心理描写与悲剧意识不逊于西方经典，林顺夫则对《儒林外史》短篇连缀式结构方式与儒家“礼”的结构进行联系观照，给予很高评价。
以上梳理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小说本身，还是对于它的评价认识，都可以用“动态”二字来概括。小说本身走过了从雏形到成熟的历程，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如此。不但从纵向来看中国本土在中国小说文体及其价值认定上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而且从空间角度看国外对于中国小说的认识评价也在不断变化。
这个状况应该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是，对于一种动态发展的文学现象及其评价过程也不能采用孤立静止的审视态度和评价尺度，而应该在综观文学现象发展历程及其评价历程的基础上，综合汇总其中因果关联和主导趋势，对其做出抽象和归纳，做出既合乎事物本身发展实情和实际状况，又能有明确到位的概括和总结。
为此我们对中国小说的观念和价值做出如下总结判断：
首先是历史长，时间跨度大。
西方叙事文学萌生时间比较早，但仅限于史诗和戏剧，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产生了明确具体的“小说”名词概念。尽管当时“小说”这个概念与今天相去较远，但也并非完全绝缘，而是有多方面的激励制约影响。
一是对中国小说以“载道”为己任的社会功能有深远影响。
从庄子的小说言论的《汉志》小说家门类设置，再到桓谭《新论》的小说概念表述，均发生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与四部其他几类相比，子部的最大特点表现在它是思想家表达其思想学说的平台。“小说”在子部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外是思想家表述思想的辅助手段。
所以，“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从一个明确“载道”的氛围中起步发展过来的。这种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一种思想理念的传统，在秦汉时期的《晏子春秋》，刘向《说苑》《新序》就已经非常清晰明显了。
二是漫长的时间跨度为中国小说的“世代累积”成书方式提供了便利而雄厚的平台。
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种的成书方式都属于“世代累积”形式。这其中显然有悠久小说历史所具备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积极作用。
三是漫长的小说发展历程也为小说自身的经验储备，变异革新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实践空间。这一点在很多成熟优秀的经典作品中都能总结梳理出其中的进步痕迹。
其次是在题材方面，与西方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题材内容有很大不同。
在几千年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观念控驭下，中国小说的题材内容相对简单集中。这在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可谓各有不同。文言小说的题材范围虽然显得模糊，但基本大势还是围绕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两个方面。
白话通俗小说则相对明确一些。在宋元说话艺术基础上形成的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逐渐形成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四大题材类型：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其中世情小说后来还进一步扩充出“讽刺小说”“才学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谴责小说”等等。
所有这些都还围绕在对于家国情怀和世俗生活的关注。从而使中国小说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功能和世俗属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小说题材内容更多向家国社会和市井大众方面倾斜。
西方人将此称之为儒家入世观念和“修齐治平”人格理想作用下的“集体叙事”。于是，像关注谁是合法君王之类的正统观念（《三国演义》），世间不平之事谁来解决（《水浒传》），甚至以神魔题材著称的《西游记》，也被鲁迅称之为“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整个世情小说系列，又把小说的关注焦点，由高大上转向市井凡人。就连小说的批评嘲讽，也意在匡世救世（从《儒林外史》到谴责小说）。
二是作为家国情怀的主要表现，中国小说又体现出强烈的“载道”功能。
在《三国》《水浒》《西游》这些远离世俗人间的小说中就已经充满浓重的政治导向和道德说教，更不要说冯梦龙更是直接明确交代自己的编创意图就是“喻世”“警世”“醒世”。
三是中国小说很有相当浓郁的宗教说教成分。
如果说以上两点主要涉及儒家教化观念的话，那么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说教在中国小说中也有相当大的表现和市场。早在六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志怪小说中就出现被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的小说题材类型。
唐代佛教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俗讲和变文等小说形式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时期很多神魔题材通俗小说如《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更是充满了佛教道教的宣教神教意图。
再次是体裁形式品类多样，由此形成多种艺术表现和美学风范。
这方面与小说题材的相对集中有所不同。西方小说的形式品类相对比较简单，雏形时期的小说形式大约有史诗（Epic）和罗曼司（Romance），成熟时期的小说形式则以长篇小说为龙头，附之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等。所谓报刊连载小说其实也是长篇小说的变种形式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小说的体裁形式就要多样化一些。在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两个轨道系统中，各自形成多种独立而完备的体裁形式。
文言小说的体裁形式有以类相从的“世说体”，简略随笔而记的笔记体，详尽细腻描写的传奇体等。白话通俗小说的体裁形式则有章回体和话本体，前者专指长篇白话小说，后者专指中篇和短篇白话小说。
与之相关有两种特例，一种是作为二者之间过渡或衔接的桥梁，如《青琐高议》和《国色天香》等。另一种是将二者结合汇总，采用文言语体写成章回小说（如《蟫史》等）。
小说体裁品类多样，为叙事文学的多元表现提供展示平台。各种体裁形式都能从不同侧面，发挥出各种小说形式在叙事写人方面的独特艺术魅力和价值。
比如作为“世说体”小说的《世说新语》中诸如“望梅止渴”“七步成诗”“击鼓骂曹”等大量三国故事，好像珠玉亮闪；后来这其中许多故事又被《三国演义》吸收，连缀成三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两种叙事风格，争艳夺目。
此外，小说体裁品类不但相互之间衍生繁殖，而且还能与同为叙事文学的其他品类相互交叉，为一些故事类型与传说故事的多样演绎提供不同面孔。
如来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的“画工弃市”故事，是王昭君故事的较早叙事文本，到《王昭君变文》又有了带有市民色彩的新面貌，而马致远《汉宫秋》杂剧又将其写成元蒙时期带有民族矛盾色彩的故事，到清代章回小说《双凤奇缘》又以增加昭君妹妹方式，增加故事离奇意味，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欣赏需求。
如何审视和判断一个民族的文体观念及其价值，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这不妨碍在各陈己见的过程中逐渐加深对于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体概念内涵的逐步细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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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5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